一千年前，当张择端把当时的社会生活图景绘人《清明上河图》时，他可能不会想到这幅不朽的画卷现在几乎成了宋代社会及文化的标志。画中一个个生动的场景，一个个毕肖的人物，曾使无数面对它的人梦回千百年前的汴梁城。
一千年后的今天，又有一幅比《清明上河图》更能全面深入地反映宋代文化的长卷——《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问世。《全宋诗》是搜罗两宋三百年间全部诗歌作品的总集。
《全宋诗》收诗人8900余家，总字数4000万，如此的宏篇巨构，必定要有比较完善的体例统摄全书，才能使这么多诗各安其序，不致头绪纷杂，顾此失彼。自古以来，总集的编纂体例，不外两大类：一为以类相从，就是按作品的体裁分类编目，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是这样。一为以时序次，就是按作品的年代顺序编纂，这种体例的代表是《全唐诗》。这两种体例各有得失。而从编纂难易度看，以时序次的体例更难一些，《全宋诗》采取的就是以时序次：“以作者生年先后为序。生年难以确考者，或参以卒年，或参以登第、仕履之年，或参以其亲属、交游之有关年代，略推其大约生年、据以编次。”这样，无论帝王宗室，无论释道闺秀，均分别次于同时作者之间。当然，以时序次也有一个问题不好处理，即无法考定世次的。对此《全宋诗》编纂者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将这一部分诗作以及妄托仙鬼、梦幻之作，小说中虚拟之宋人诗作特立专卷，置于书末。《全宋诗》七十二册编定，所有散无统纪的作品各安所归，应该说，编纂体例是严谨合理、该备实用的。
好的体例还要包括辑佚和校勘的原则，这是编纂过程中最重要的二个方面。也就是如《四库全书总目》中说的“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这两项工作做得如何，直接关乎《全宋诗》的学术水平。在《全宋诗》之前，尚无一部有关宋诗的总集，这有二方面的原因，一是宋代至今千余年，其间兵火对宋人诗文集的流传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另一方面，则是人为的原因，特别是明代人，有尊唐抑宋的习气，认为诗必盛唐，宋诗无足轻重，当时若称人诗为宋诗，几同唾骂，在这种情况下指望明人收集整理宋代诗，扩大宋诗影响几乎不可能。清代风气有所转变，在宋诗整理刊布方面作了不少有成效的工作。但是，大量的宋代诗作仍然如断线珍珠般散佚在类书、文集、史书、诗话、笔记、方志以及石刻碑帖等中，因此，合理而切实的辑佚体例，即要保证散佚的宋人诗作绝大部分得到网罗，又不致使辑佚工作过于庞大，旷日持久而难于完成。《全宋诗》采用了符合实际的办法：“宋人诗集，逸佚良多，单篇零句，散见颇广，一时爬罗、实难罄尽。兹以传世诗作及辑佚大家纂为正编，嗣后续有所得，另纂补编。”也就是紧缩范围，集中在现存宋元诗话、笔记，类书、总集，方志，《宋诗纪事》和《宋诗纪事补遗》所引书，敦煌遗书及佛藏中的《语录》、《灯录》五个方面的资料中辑集。工作卓有成效，我们可以把《全宋诗》与《全唐诗》数量比较一下，以见《全宋诗》搜罗之宏富。《全唐诗》共900卷，收2200余诗人，诗48900余首，而《全宋诗》3700余卷，收诗人8900余家，均为《全唐诗》的四倍。
编纂断代总集，最难做的就是考证和校勘，也就是择优汰劣，存真去伪的工夫。考证和校勘贯穿编纂过程的始终。如旧有资料中对诗人张冠李戴，合二为一，一分为二等等错误，对作品的误收误题，以及有关诗人及作品的种种异说，孰真孰伪，均需考证判断。诗集作品版本孰优孰劣，也需校对比勘。《全宋诗》的编纂者对所有这些都采取了认真而审慎的态度。凡例称“凡成集之作，必考察版本源流，选择善本、足本为底本；确定有价值的本子为参校本，比勘对校，并于诗人小传之后专段叙述版本依据。凡辑录之诗，酌情略作他校，出校以校是非为主，酌校异同。”
《全宋诗》是国家八五重点文化项目，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是众多学者通力合作的成果。它的编成问世，使宋诗这一巨大的冰山浮出海面，世人得窥有宋一代诗歌全貌，也给当代及后世治古代文化、历史、思想、政治、民俗种种学科的研究者们提供了发掘新成果的宝地。著名学者钱仲联教授说：“是书之成，将俾海内外研究者以丰硕可信之文献，使宋诗之光芒辐射于九垓。洵为盛世之鸿业，传之于万祀而不朽。其为功之巨，宁平等??之言所能尽乎？”因此，称《全宋诗》为近百年来最重要的古籍整理成果之一是丝毫也不为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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